• (一)

    为了复习今天背的红宝,破了戒熬到现在。趁着还有点精神,来给这儿浇浇水吧。

    今天是我正式开始背红宝的一个月整,也是认真开始背的两个星期整,用了各种各样的自虐方法之后终于将主体的41个list搞定了。回想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完完整整地背掉一本单词书。越是到最后我越觉得,其实背单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而正是这种畏惧心理拖延了我四年的英语学习。

    经过这样的痛苦磨练,我现在坚信一天背1000个单词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他,重复耳。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天,我解决了6个list,约1100个单词,晚上回头翻看,记忆效率还不错。当然我知道,明天肯定不能全记住,看了17天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应付,我会努力按照那个法子做的。这样看来,其实含有8000个单词的红宝书完全可以在8天内背下来,只要有恒心,肯吃苦。诸位看官如果正在或者将要背红宝,不妨按照这个方法自虐一下,最后结果一定会出乎意料的好。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都有一个疑问:离考试还有8天的时候才看完第一遍红宝书?是的。这确实是现状,我不想再为这个现状寻找诸如拖延症或者太忙之类的理由。在一两个星期之前,当我背红宝背到想吐的时候也曾仔细思考过,离考试已经很近了,再背还有意义吗?当时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大概就是不舍得那1000多块钱报名费了,要是如六级那般便宜,我想我早就放弃了。在此之后,随着背的单词越来越多,放弃的机会成本也就越来越大,于是我终于坚持到了现在,终于背完了第一遍。

    我的某位刚毕业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写论文一定要敢于尝试,有了第一次的失败才可能有改进的机会。论文如此,背单词亦如此。得感谢那位老师,为我的坚持提供了另一个基础,而且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将之称为“理论基础”。

    无论如何,痛苦和徘徊带来了收益。即便是在离考试只有8天的时候,我也可以自豪地说我坚持下来了,我不再是一个看见单词书就头大的人,不再是一个背到list8之后就扔掉单词书任其长草的人,也不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想绕道的人。GRE之于现在的我,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至于考试的结果将会如何,我选择泰然处之(其实不泰然也没办法了=,=),8天的时间依然能够做不少事情,尽力而为是此刻最好的应对方式。

     

    (二)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91年又一个月,这个日期本身就能让不少人兴奋不已,校内新鲜事已经充斥着与这个日期相关的状态和日志。可问题是:愤青行为本身能够对这件事的反思助益多少?又能增进多少社会福利?

    我很赞同一位师妹的话,现在的很多人已经将怀念和消费混为一谈了。不论从哪一方的角度看待当时的事件,我们都不应当停留在目前已经到达的地方。做错了事、拒不承认真相又对舆论严加控制的一方理应受到批判,可是自以为站在正义一边的另一方又真的是真理的化身吗?

    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完全站正义在这一边,那些曾经的stu leader们是否也该反思自己行为中的瑕疵和纰漏,是否应该反思行动为什么失败,是否应该反思当时曾经可能有哪些改善结果的策略但是没有被采纳并导致惨剧发生?

    可是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其中哪些人对此有过系统性地回顾与反思,我只看到他们在不停地消费他们当年的伙伴的鲜xue和生命,并以此作为自己谋利的手段。

    请各位看官注意,我对现在的gov并没有什么好感,因此已经麻木得懒得批评;而上面这些看法则是因为对另一方的“哀不幸、怒不争”。

    对待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在自由社会里这种不同也应当得到保证,这是一条底线,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如果哪天我们能够达到这条底线,那么在此基础上的对话也许能够解决不少遗留问题,而不至于使其继续发酵、酝酿更多的后果。我坚信,通过还给历史以真相来平息众怒,远远比疯狂地管制更有效更彻底,也许从长远而言成本也更低。

    因为,如果承认大多数人将随波逐流,那么我们不得不警惕曾经让红卫兵为之疯狂的毛主义将在下一个十年被另一个主义替代而继续使人疯狂,无论它被称作自由主义还是其它,这与名字无关。

     

    (三)

    照例说说最近的读书情况吧。

    这个学期我在买书方面几近疯狂,继在卓越上买书成为VIP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买书的好地方——野草。如果肯花时间淘,那儿的5折书中有不少精品,至少于我来说如此。比如最近这家店新进了罗念生全集和世纪文库一系列二十多种,都是让人看见就有买的冲动的书。粗略估计这家店大概又骗去我上千大洋了。>.<

    近日因为背红宝没怎么碰大部头的著作,倒是床边小书充满了趣味。那就先说说这一类吧。

    《西域余闻》(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585701/)是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的一本随笔集,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它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应该都接触过跟西域有关的书,但是从旅行者的视角用散文的笔法描写的应该不太多。这本书通过作者的几次旅行经历,将西域的地理、历史与文化串接了起来,分成了二十多个主题进行编排,非常适合做休闲读物。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两个期盼:一是在地理上赶紧抽空到大西北去走一趟,真正品味那样的空间——这个很容易做到;二是在时间上最好也能纵横上下数千年,零距离接触历史事件——这个只能空想了。关于这本书的阅读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和《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431305/)结合起来阅读,因为在历史上吐蕃与西域有着太多的牵连,要想真正弄明白西域发生的各种事件,吐蕃是个绕不过去的弯。

    这两天开始读《聆听父亲》(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377012/),这本书知名度很高,大家即便没有读过应该也听说过。我本以为这本书和其他小说没什么两样,就是借父亲的嘴讲述家族故事而已。可是真正翻开看才发现,张大春比我想象的油菜得多!这本书其实只是假借父亲之名,书写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家族想象,更为可贵的是,这里的文字一点也没有矫揉造作的姿态,真实和情感是这本书的两把矛,书中的文字正是借助它们戳进了很多人的心。豆瓣评分8.7,我打五颗星,推荐大家有空读读。

    自从《大教堂》出版之后,卡佛在中国的名气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气氛下我忍不住也买了一本《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10969/)。说句实在话,味同嚼蜡。也许是我的欣赏能力有很大缺陷吧,真的想不明白这样的文字优美在哪里。如果各位有喜欢这本书的,强烈请求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这样我才能提高哈:)

    除了床边书之外,在背累红宝书时为了帮助大脑休息,我也看了或正在看几本不那么休闲的书。基本都和专业相关,对经济与城市不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关闭窗口了。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278703/)是我预约了两个月才借到手的一本书。之所以想看它,只是因为我对中国城市发展史起了兴趣,而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是因为想了解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的历史根源。我坚信借助历史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见未来。这本书不如我想象地那么宏大,它是由人类学家施坚雅主编的若干关于中国城市的论文的合集,而非施坚雅独自完成的专著。不过文集中施坚雅的文章占据了较大的分量,而且恰恰是这些文章构成了我的兴趣焦点。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在成都调研一年之后竟然将兴趣转向了经济史并在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让人吃惊地是,当他开始研究中国城市体系时甚至借鉴了经济地理学的经典结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构建了中国的九个城市“巨区”。这样的跨学科实在惊人,而且给晚辈如我带来了很结实的震撼。

    《巴黎城记》(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145560/)是哈维最新被译作中文的著作。这位作者也不简单,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此指导着自己对资本主义及其空间生产的各种研究,并由此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前言中哈维坦承,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模仿了《世纪末的维也纳》(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118766/),强调通过对文学文本和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寻找空间的真相。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模仿”比《世纪末》还要精彩。哈维在书中详细解说的巴黎发展史能够很轻易地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现实,而其在每章开篇所引用的马克思“语录”都精辟至极,比如在第二部分第六章“租金与地主”开篇,他引了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建筑业投机的最重要标的,是地租而非房租。”目前正在阅读中,更多评论请稍候。

    作为高级区域经济学迄今为止唯一推荐阅读的书,《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327702/)攒足了面子。这本书是由美国一位经济学者写的关于如何做研究,尤其是经济学研究的著作。全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研究的哲学基础,二是展开研究过程的方法。说实话,第一部分不看也罢,而第二部分对于正在或即将做各种各样研究计划、论文计划的人而言简直是福音。书中所批评的诸种错误,我们在现实中都在不经意地犯着。仔细读这本书,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底什么是研究,以及研究的流程应当是什么样子,将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本书并不值得收藏,借阅出来看吧,学会了这个方法就可以把它还给图书馆了。

    转眼间又快三点了,该洗洗睡咯。各位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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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复一日地做更多旧工作,并不能让我们的先祖将经济扩展多少。不增加新商品和新服务的经济体,只是继续重复旧工作,并不能扩大自身,也就不能实现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只是财富量的数值增加,后者才是社会进步的衡量体系。要扩展经济,就必须创造新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创新型经济体才能扩张和发展。

    反面的例子是中国。Madison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分析指出,中华帝国从400年开始领先西方世界(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到1300年开始出现颓势(人均GDP开始低于西欧),之后的500年中一直是停滞的——土地增加、耕作技术进步、粮食产量增加、经济总量增加,可人均GDP恒定了五个世纪,尽管如此,1850年的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甚至其增长速度也最快。如此富 庶,为何逃不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归根结底,在于这时的经济增长只是体量巨大的国家延续了数千年的增长惯性,它与现代技术无涉,与新工作的出现无涉,与创新无涉,因而也与发展无涉。落后就要挨打,在GDP世界第一的清王国也是一个真理。

    回到城市的世界。雅各布斯认为每一种新工作在史前经济中出现时,都是合乎逻辑地来自于特定的旧工作。她认为,在城市发展的所有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基础环节:在旧工作基础上创造新工作。在上一篇所提及的新黑曜石城的故事中,该过程就是通过在黑曜石贸易之上添加管理动植物的工作体现出来的。

    在人类的整个经济发展史中,这种由一项工作带来另一项工作的过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我们可以看到:雕刻家开始雕刻定制的珠宝,戏服设计师开始了自己的裁缝工作,女裁缝开办了一家时装店……

    3M公司的本业是生产砂纸,但是生产过程中遇到了粘合剂质量不高的麻烦,结果砂纸并没有得到什么改进,反而催生了优良胶纸以及一整套副产品,包括:鞋带、电工胶布、醋酸带、压敏胶粘带、醋酸纤维带、玻璃带、印刷玻璃带、塑料带、录音磁带以及无纺合成纤维。

    艾达·罗索森太太是一位给人定制衣服的女裁缝,为了使其制作的上衣更加合身,她开始尝试改进内衣,结果制成了第一件胸衣,并受到顾客的喜欢。随后她有了新的计划,抛下服装缝制,全身心投入到胸衣的制造、批发和销售中。

    这些新工作不仅在企业中出现,也在营利企业以外展开:医院的门诊部开始上门服务,图书馆开始了艺术品展览计划,艺术馆开始设置图书馆。

    总而言之,不管新商品和服务是罪恶的还是有益的,它们都不是凭空而生——它们需要“母”工作。这样的过程在事后看来总是符合逻辑的、惊人的合理和自然,但是在过程展开之中则充满着出乎意料,并且很难预测。无论如何,母工作传递出的信息——或曰启示——对该过程至关重要。这些启示可以分为两类:来自所使用的材料或者技能的启示,以及来自工作过程中特殊问题的启示(有时二者会相互交叠)。

    但这一解释依然不够。新工作的创造者肯定具有某种洞察力,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或者观察与工作传达的启示结合起来,从而走出创新的第一步。关键在于,是创造新工作的人提供了新工作产生的逻辑。在这里需要注意,(1)向旧工作添加新工作的逻辑并不是顾客的逻辑。比如罗索森太太放下女装裁制工作,专心从事胸衣制造,这种行为显然不符合她的顾客的利益;(2)向旧工作添加新工作的逻辑也不同于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以及城市规划师的抽象逻辑,因为旧工作被添加到新工作中时,通常会打乱原有的工作分类——只有在停滞的经济体中才会有一成不变的分类,无论以何种手段将工作固定在预设的分类中,添加新工作的过程都会受阻。

    此外,必须注重模仿行为。在创造新工作的过程中,创新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但是每一个创新者身后都有无数的模仿者——创新只占了全部经济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模仿是一条捷径。也就是说,一旦商品或者服务在某个地方诞生或首次被模仿,其后的模仿者常常有更多捷径可走,这常被称为单干——许多在经济上最具创造性的单干都是这样产生的:个人或几个同事一起离开原来的大公司,然后独立地照搬他们的部分旧工作,并在其中添加一些新工作,形成新的业务甚至新的产业。从这个角度说,许多已经存在的工作只有从整个工作中脱离出来才会有价值。

    在大公司中,这个结论有更直观的表达。有人认为,大型公司分工很细,因此在向旧工作添加新工作时会比小公司更有效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大型公司的许多商品和服务能够合理地添加到现有工作中,但是由于它们不符合顾客的利益,也就不符合作为整体的公司的利益,从而在现实中,没有哪家企业会毫无约束地把新工作添加到各项分工当中,并由此得到发展。也就是说,(传统组织结构框架下的)大公司更不利于创新,组织最有能力增添新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当它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其后的增长都是已经加入的工作在数量上的增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落后的国家能够拥有强大的企业,这样的国家将几乎所有的资源和政策向少数大企业倾斜,完全忽视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不断重复制造自己旧有的或者别人已经创造的产品,只注重短期的数量和规模。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少,我们眼前就有一个。

    当一家或几家大型企业在城市中处于支配地位时,城市里几乎所有其他的发展都要停滞,尽管这并非城市和经济停止发展的唯一原因,也是极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大型企业和它们的工作无法预示未来。确切地说,它们自己也不过是过去的经济创作的结果。由于大部分劳动分工必然缺乏创造力,它们没有能力为发展中的经济创造新的商品及服务。当经济的扩张和发展依靠于大型企业的时候——换言之,当小型企业没有机会扩大、找到财政支持、向旧工作添加新工作的时候——经济就会不可避免地停滞,而当这种停滞变得严重时,大型企业反过来就无法获得资源来阻止业务的萎缩。

    亚当斯密认识到了劳动分工这一原理,并且解释了分工的优势,但是他好像没有认识到新工作是在旧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换言之,劳动分工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方法而已,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并没有因为其真正的成效而受到赞誉,事实上,它为向经济生活中添加新的商品及服务创造了空间,并为它们提供了立足点——蚂蚁再怎么分工,也实现不了人类如此精彩的成就——事实上劳动分工是新工作的来源,这一作用显然更有意义。

    在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新工作如何能够最为有效的开发出来呢?雅各布斯的答案又是惊世骇俗的,她认为这恰恰来源于城市的种种无效率。对城市经济而言,高效率与高发展率恰恰是矛盾的。有一个纽约市政府的官员常常吹嘘,政府在Lower East Side资助建立了许多新商店,平均一家新商店取代了40家旧商店,这使得该区域更有效率。当然,曾经以开发工作为主的Lower East Side如今已是一贫如洗。但是,这名官员有一点是对的:它确实拥有很多有效率的仓库。

    适当规模的城市仅因为解决了过去城市发展到不实用的规模时产生的问题,就成了实用的城市。人们通常提议限制城市的规模,因为一些严重的问题是由扩大规模引起的,但是这一提议可能适得其反——城市规模虽然加剧了实用性问题,但也能够通过新技术来解决,而经济增长和富裕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城市中长期存在并累积引起的实用性问题,是城市发展受阻的特征,而这一观点很少被承认。比如,堵车、废气、污水和噪音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们并不是进步带来的问题,而是停滞的证据。

    贫困与经济停滞只是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而已,只有靠实施恰当的经济过程来战胜,这这类经济过程乃是扎根于不实用的城市之中,扎根于无效率的开发工作之中。

    如何做,这需要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