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须怨杨柳

　　按：这是我在未名ypjh版上与师弟师妹们讨论得出的若干片段，虽然零碎且不成系统，但是它真实的反映了现在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即：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如何，经济学是否必然以效用主义为根基，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可能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思考过于仓促，因此并不完善，它的价值在于系统地梳理这半个学期我从汪丁丁老师那里所接受的种种精神与思想，至少能使自己不至于忘记。文中的诸多不足之处，恳请看到文章的各位多多包涵并批评指正。 
　　
　　
　　1、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学基础是以John.S.Mill为代表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正是由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作为理论支撑，各种效用与剩余的衡量才能被人认可。经济学不只是模型，不只是数学，它内在的东西如果被忽视了估计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它能成为“帝国主义”。
　　
　　就经济学的根本假设而言，“理性人”确实依然不足以支撑对现实的解释力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限于人类的知识水平，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又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来解释现实呢？如果有学者能够重构经济学的假设并且使之实现现有假设已经达到的高度/自洽性，那么针对经济学的伦理学基础的攻击就能够被破解了。我坚信会有人能够做到的，“无论是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那一千年的旅程中。”
　　
　　不仅是经济学的伦理学基础与哲学有关，根据李彧可师妹的提醒，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不少哲学思想也和经济学形成了深入的互动，比如：社会契约理论与博弈论的内在关系，新自由主义者诸如罗尔斯、诺齐克等人同时也借助经济学的一些成果构建起的正义理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有些人可能会说，正是因为经济学建基于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而功利主义是一个在伦理学中饱受抨击的学说，同时将人的行为与思想量化为效用也非常不合理，就断言经济学只能局限在目前所在的领域，也许是失之偏颇的。
　　
　　同时，如果就此断言经济学过于注重技术细节和技术处理所以无力承担价值思考，则就更加有悖于真实的情况了。确实，在现在的主流中缺少模型或者计量的文章一般被视作另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依然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尝试着缩小模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就是遵从一定的价值规范，这些规范是他们自己认可的思考的结论。我们不能因为大多数经济学过于注重细节就一概抹杀这个学科的深度，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学之所以有成为“帝国主义”的倾向，可能也跟学者们力图综合使用各种手段探索更深入的问题有关。
　　
　　说这么多还是想证明：经济学和哲学之间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现代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之后经由数学的路径走了一百多年，现在这条路已经快走到头了。接下来的路会是什么样，谁也说不好，但是我相信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学一定摆脱不了与哲学的关系。我相信柏拉图所说，洞穴里的人们有一小部分正在摆脱倒影走向阳光。他们选择的路径未必完全一致，但是终点一定是在洞穴外面——在这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可能还有人会质疑经济学中的均衡解所代表的确定性。关于这一点我也很有意见。具体地说，人类不可能逃脱不确定性的命运，经济学只是运用数学将其简化了并最终找到一个确定的解，这一般是过于简化的理想状态，所以是脱离实际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也开始注重对不确定性的分析了，学者们也发现了确定性的结论是多么不靠谱。在这方面，按照汪丁丁老师的看法，Poisson分布和演化路径的应用将大有作为。我们必将面对不确定性，但我们依然可能分析不确定性，不然要这么多学问干什么呢？
　　
　　
　　
　　2、
　　
　　其实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宣称自己掌握真理，经济学家们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经济学本身就一直在进行反思。经济学所研究的未必就只能局限于交易与价格/价值，而现在的主流则过于偏重于这些方面了。经济学在1880s以来确实发展迅速，但这个方向未必就是恰当的。观察最近的各种经济学新方向就会发现主流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连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Becker都开始研究家庭与婚姻，那么真正的经济学应该focus在哪里就没有什么定论了。从2005到2009的克拉克奖几乎都没有授给传统的经济学者，曾经自以为正统的鲁宾斯坦反倒成了边缘。承认自己的局限，乐于接受批评，善于做出改变，我想这也是经济学生命力旺盛的一个原因吧。同时，经济学的扩展并不意味着挤压其他学科的生存空间，现代学科间的界限并不鲜明，研究领域也完全可以交叉。
　　
　　经济学“应然”地是一种思维方式，是由斯密开创的经由对现实的观察解释社会运行的尤其是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的方法，它不先验的就是数量方法；而1880s以来的经济学则忽略了这个本质，走上了定量分析的路子，成为“实然”地重视数量化的学科。——它是这个样子，不代表着它的本质就是这样。
　　
　　关于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有人曾经考证过马歇尔的手稿，确证他在一段时间内深受斯宾塞的影响，欲将社会进化论的方法移植到经济学科中来，但不知何故最终的《原理》还是走上了数学的道路。如果斗胆地假设一下历史，斯宾塞的思想真能影响到《原理》的写作的话，经济学科必然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但是在我看来，无论经济学是什么“样子”，它都不应当脱离我前面所描述的那种思维方式。
　　
　　
　　
　　3、
　　
　　如果有人认为经济学是可以和两P（philosophy&politics）分开的，前者虚假而愚蠢，后者高贵而智慧，那么我一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很喜欢两P，但是我的态度是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论证一个东西而一定抹杀另一个东西：它们三个在本质上有某种融合的必要，这是知识本身的属性决定的——在我看来，人类的知识是有某种共通性的，经济学的“强势”并不表明它的价值认同就是特殊的。关于这一点，我想等我读完罗素的《人类知识》之后能够给予一个更清晰完整的说明。
　　
　　至于现代性与经济学的发展，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有人认为，“在商言商”应当是基本准则，也即在经济言经济，非经济领域则不能用经济学的这套逻辑来分析，经济学家必须保持克制。其论据是：施特劳斯最强调古典德性，为何进入现代之后社会运转的逻辑不再是virtue，而变成了power和utility。如果这是由那些资本所有者的贪婪所致，那么作为社会良知的底线，知识分子如果还用这套逻辑来分析问题，岂不是无异于助纣为虐。现代性所导致的很多问题确实很难克服，但是自诩为社会精英的我们如果也服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真的会如施特劳斯所说，不是走出洞穴，而是从一个洞穴走向另一个洞穴，而且离洞口越来越远。
　　
　　关于节制的问题，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跟上述态度完全一致。尤其是大四时深入读了理想国之后，这样的态度一度异常坚固。但是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听了汪丁丁老师的思想史，在这里我才明白，经济学远非我们平常所见的面目。经济学植根于utility的历史才只不过短短百年，而且它选择这条路径也并非就是来自资本家的贪婪，而是自身分析方式的局限。学习和运用经济学，不代表赞同这套逻辑体系，更不代表坚信它是对的。我愿意为经济学辩护，就是因为我相信它的本质比我们所常见的经济学知识深得多，那不是数学能够完全描述的，更不是效用能够完全概括的，经由一个更恰切的途径我们也许可以离真相更近一些，而了解真相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这与我们选择了什么道路并没有关系。
　　
　　重回古典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憧憬，不过过于乌托邦也许不能适应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社会——现代性是不好，可是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状态，非常厌倦这种造反，可是马基雅维利、卢梭、尼采都无法规制或者克服的东西，我们能怎样办呢？
　　
　　现代性的问题亟需解决，但是我对自己非常有自知之明，这个我没有能力和资质去思考。这个态度不意味着选择犬儒的方式，我可以从一些更小的角度入手、从一些很小的问题开始逐步研究事情的真相。无论现代性还是回归古典，涉及的无非就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它是由无数的细节构成的，我的能力只能应付研究细节。
　　
　　
　　
　　4、
　　
　　于是我们可以来到结论部分了：
　　
　　首先，经济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个并不容易。我们很轻易地就会被微观宏观和计量的教材迷惑住，而忘记探讨那些知识里面最根本的部分。
　　
　　其次，经济学与哲学是不能也不应当分开的，说到底人类的知识可以在某个层面上达到统一，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各种角度探讨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更快地到达洞穴之外。
　　
　　再次，现代人对古典的背叛是一个堕落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已经来到堕落结束的局面时，所要讨论的就不是应否堕落，而是如何能够做到挽救这种堕落，让人能够实现至少不比古代更差的生活。我想我自己可以从细节入手，探讨那些微小但是影响深远的东西。比如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或者如何“让城市使生活更美好”。
　　
　　
　　
　　如果你有耐心看到这里，那么请允许我对你表示最深的谢意，谢谢你愿意看这么长的唠叨。如果你依然有耐心的话，那么我建议你看这里：http://book.douban.com/review/3188567/
　　
　　这是我为最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所写的读书笔记，里面有不少观点比较震撼。更关键的是，它与我的目标有关系，也许可以看作是我探讨城市问题的起点。

6、中国城市化率变迁的内在机制

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的梳理来总结一下中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化途径。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私有产权及小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小单元经济，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这就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农村结构。而小农户先天就注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经常进行交换。小农户虽然是离不开市场的，但是在市场交易时却受了很大的局限，那就是距离问题。以古代的步行速度，他们必须在一天之内从市场上来回，并进行交易，否则交易成本就会过高。

第二，从战国开始，国鄙之分消失，城乡交流变得相对自由。这一点与欧洲正好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庄园里的农民与城市居民是不能自由来往的。

第三，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过剩。

第四，在不能进口粮食的时代，农民的平均生产力决定了该国能有多少城市和多少非农人口，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余粮率。

正是由于这四个原因，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史时期呈现明显的倒U型：

在中国历史早期（战国至宋代），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发展，农民余粮率增加（见前引之数据），此时农业部门能够提供的余粮总量增加。但是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供给量增加，没有人买也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从事其他职业，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余粮率提高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圈缩小，但是总供应量却增加，于是以前不定期的集市开始固定日期举行，以前的小市镇开始变大成为小城市，以前的小城市也增长为大城市——城市数目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增加，且增加的速度高于总人口增速。

在宋代以后，农业部门余粮率开始下降，这并不表示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极可能是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举个例子，假设余粮率由20%下降至10%，则一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圈便要扩展至原来的两倍才能获取和原来相同的粮食供应量。由于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得不降低，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停滞。这样，宋代以后的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的程度减弱，大中型城市停止扩张，而市镇的数量大量增加，经济活动的重心和全体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

从经济角度看，宋代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转捩点，其最突出表征就是市镇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第一类市镇是传统市镇，它们是粮食及农产品的收购点，供应附近城市，同时也是手工业品的分发点，零星地售给农户；第二类市镇在宋代之后出现，被称为新型市镇，它们是副业产品的收购点，然后运销他方，同时又是粮食的零售站，供给当地农户。新型市镇之所以出现，根源就在于人口过剩。

7、新的历程

自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开始，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直到如今仍在进行中。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中国与西方各国密切接触，各大商埠相继开辟，城市内的现代工业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大量粮食可以从商埠进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赖本国农业部门的粮食供应，余粮率所形成的制约减弱。于是南宋之后长期下降的城市人口比重开始回升，到19世纪末已由中叶的6.9%回升至7.7%。此后又进一步加速，在不到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城市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

在1980年之后，随着政策的推动，尤其是解除了人口流动的严苛限制，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了更大规模地发展，到2009年，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再次翻了一番，从22%增加到46.6%。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前面的理论：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是制约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古是为了知今，这也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希望也能够给各位读者带来一些启发。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行在”临安附近。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临安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篇幅有限，我在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经过细致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有100万居民，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有150万居民，折合成户数，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55%。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

（1）首都临安：3.55%

（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

（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

Total：22.05%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甚至“（西湖）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很多记载都说，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东西两侧为水所限，西边有西湖，东边是钱塘江。所以南北郊区就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

关于此点，有若干旁证。1169年编的《乾道临安志》中记载府治境内共有75座桥梁。1252年编的《淳祐临安志》记载：桥梁总数增至208座，其中103座在城内，105座在南北厢。到了《咸淳临安志》时，全部桥梁总数已达347座，其中117座在城内，223座在南北厢。可见大多数的新筑桥梁都在城外南北厢，是为新建的居民区所筑。

临安发展的高峰期，郊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城中区的面积，而且居民数目也高于城中人数。到公元1220年前后，临安的迅速膨胀期差不多已将结束，总人口已接近最高峰。《都城纪胜》说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

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扩张，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第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著。

5、始于12世纪的没落

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研究指出，中国自12世纪起人均GDP就陷于停滞状态，直至19世纪的700年里几乎保持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平均生产力的下降，而平均生产力的下降根源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由于人口膨胀，农民们能够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实现农田的精耕细作，这导致对农业技术改进的需求减弱，从而使农业技术的发展基本停滞。农业生产力没有增加，可是需要养活的人口迅速增加，这样我们便陷入了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过剩陷阱里去。

这首先触发了前述的第一个城市化制约因素，即农业生产力的限制。农村人口过剩及农业生产力下降导致农业余粮率大大降低，而农业余粮率大幅度下降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陷于危机。根据赵冈先生的测算，历代每人平均占有原粮的水平为：

西汉：574（市斤）

唐：716

宋：906

清中叶：830

现代（1949）：418

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自然反映余粮率，进一步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也就是大城市的规模。同时，京师的粮食供应圈不得不扩大，漕运的平均运距延长。最明显的证据是，南宋以后各朝代京师人口数下降，清朝乾隆时期北京城也才只有78万人口。在20世纪以前，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宋朝开封、临安那样大的城市。

限制城市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城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也在12世纪的中国成为现实。大家常认为中华民族“安土重迁”，实际上这个成语所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制度。在制度层面上，战国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从没有限制过城乡居民间的双向流动，那么为什么12世纪之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减缓甚至消失了呢？原因还是在于严重的人口过剩。嘉庆时的《松江府志》曾记载：“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请注意，第一，这不是歉收的原因导致的饥荒，普通年份和丰收年份依然如此；第二，够“八月之食”已是最高产量，再增加劳动则边际产量是0。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该地出现人口过剩。

由于人口过剩导致余粮率不足，城市再也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只有农村能够收容，并通过“以副助农”的手段消化这些作为隐蔽性失业人口存在的剩余人口，这导致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基本停止，“民无可移之处”，只好都静止下来，忍受眼前的贫苦生活。城市规模不再扩大，但与此同时总人口在快速增加，所以作为城市化衡量标准的城市人口/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12世纪之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过剩不只单纯地阻碍了农民进城，它还从另一个维度上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的逻辑是：农业人口过剩导致农村的粮食难以自给自足，促使农业家庭以副助农，在江南地区人口过剩最严重，此风亦最盛。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由此发轫，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绝不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农户之所以进行手工业生产，是为了有效利用剩余劳动力，并借助这一手段换回足够餬口的粮食。

据吴承明先生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中测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态在市场上出售，计3亿1500万匹。这个数字如果不能让人震惊的话，那就与英国进行对比吧：在1829——1831年间，全英国每年的棉货总产量是2亿3800万磅，其中外销全世界的产量是1亿6000万磅。而中国的计量单位“匹”折合1.45磅。如果再对产品进行棉布与棉纱的细分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中国棉布的市场销售量是英国卖到全世界的棉布量的4.7倍——此时的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国家，其市场包含了各个大洲！

在赵冈先生看来，如果以单项商品而论，中国棉布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其1/6的需求即足以维持全英国的棉纺织厂开工生产。然而这么多的有效需求量和商品价值却无法诱发大城市中出现一家棉纺织工厂，每年的6亿匹棉布几乎全部是个体小农户以副业的方式生产的。请问我们如何能以“常理”来解释商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在中国，这种推动力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实上，除了苏州等一两个城市外，中国庞大的棉布市场与交易量，对于大城市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这庞大的交易量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完全越过了城市——农村是货源地，也是最终市场。于是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众多市镇，作为布商向农户收购产品的集聚点，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现象有些类似于欧洲学者所研究的欧洲早期乡村工业，他们称之为“proto-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原型）。可是欧洲学者所忽视的是，这种乡村工业可能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乡村工业为正式的工业化开路；另一种则是乡村工业变成工业化的障碍，抗拒工厂兴起与工业化进程。前者可以欧洲工业化为例证，后者则可以中国明清时期为例证。而明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有大量过剩人口寓藏在农村，被农户当作不变生产要素来使用，不计较劳动代价，从事能够生产的物品，并进入市场与城市的生产单位相竞争。作为结果，中国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不像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市镇人口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表征。